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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书评经验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 次 更新时间:2019-08-27 12: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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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 (进入专栏)  

  

热彩网开户   1984年12月17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讲演,题是“书评经验谈”,地是美国文化研究所大讲堂。原定吴大猷院长主持,因正有会议,改请总干事韩忠谟先生主席。准时开讲。

  

   听众之中,师友不少,不及一一下台致谢,只讲后得与胡颂平先生寒暄数语,见颂平先生红光满面,为之一慰。这次讲演,因有数年不讲课,不免生疏,只有纲要一页,讲时斟酌增减。又因对大讲堂扩音设备不熟悉,未能善为利用。可能座中有人听不清楚,联陞深为抱歉。

  

   今为稍稍补救,试用纲目体,把要讲的话,同补充未讲的话,草为一篇,呈请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适之先生的阳历生日,大家同来纪念,很有意义。

  

   (胡先生不喜欢用诞辰,他以为《诗经》“诞弥厥月”之诞,未必是诞生之义。自然,以诞为生,已是约定俗成了。)

  

   今年纪念胡先生,添了一种重要的资料,就是胡颂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十数册。此书诚如余英时院士在序中所说,是中国年谱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工 程。能早日问世,要感谢联经的王惕吾先生。(多谢赐赠 !)

  

   (《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长王雪艇先生特许。这部已转赠哈佛汉和图书馆。当时每收到若干册,就尽力就所知补充资料,多蒙颂平先生采纳。今本第五册、第七册较多。)

  

   除了余教授对颂平先生的崇高评价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书下笔极为慎重而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往往如见其人。颂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记,可能很像适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时教授的序,实在是一篇可贵的长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英时教授与适之先生虽相知而从未会面,却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养,写成洋洋大文。文思细密,文笔流畅,全文充实而有光辉,可为模楷。适之先生天上有灵,也必然欣赏。

  

   《书评经验谈》题目是仿严耕望院士的《治史经验谈》。他此书深受学林推重,真是现身说法,为初学之津梁。论学力他比我坚实甚多。杂家遇专家,小巫见大巫,岂敢相比。只我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

  

   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

  

   (只以史学言之,《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们早一百几十年。1979年见到《史学评论》第一期,是几位少壮学人创办的,内容美富,颇觉欣慰。希望大家继续努力,造成风气。)

  

   今天要举的我所作的西文书评之例,多出在陶希圣先生主持的食货社为我在去年印布的《汉学论评集》。内有五篇西文论文,四十多篇英文书评。

  

   (陶希圣先生在清华大学开的中国社会史课,引导我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门。陶先生在给《论评集》赐序时也提到。他也是我终身铭感的恩师。1935年《食货》有我一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写作。提到农民身份,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日本有人指摘。实则我在次年《清华学报》《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

  

   今天要讲的第一篇是孙念礼译注《汉书·食货志》书后或读记,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汉名孙念礼是胡先生起的,见于她介绍班昭《女诫》书的扉页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评介初见于《哈佛亚洲学报》(HJAS),后收入我的《中国制度史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孙念礼博士对《汉书·食货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许多地方,颇能深入,值得参考。当时她在普林斯顿,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适之先生的介绍,我曾为孙念礼博士看过两次她的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关于官俸半钱半穀的解释,她曾教训过我说:“年轻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这话确有道理,不过若分别米(已舂)与粟(未舂),为三与五之比,有几条计算,可以算成半钱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宫清吉博士曾有异议,后来也承认了。

  

   孙念礼博士还固执一点,即是“赋”在《汉书·食货志》不论何处,都指军赋。我以为要分别而论。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读记中发挥了。

  

   这篇读记,我自觉尚为有用的,是关于井田的讨论。当时汇集李剑农(论贡助彻)、郭沫若(特别是《诗经》“中田有庐”之庐应为芦,即芦菔,高本汉即译为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说。徐说包括东方(齐)多用四进位,西方(周)多用十进位,东西对立。可以解释《周礼》的田制(十进)与孟子所说的八家同井(二四为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后,国(包括近郊)与野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所居之地,两者税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国中什 一,使自赋,即军赋),被征服者服力役纳税。春秋时初税亩,用田赋,及作丘赋等,均可依此解释。我至今以为徐先生之 说是通论,国与野之别,从傅斯年先生强调《论语·先进篇》以来,学人已了然于野人(被征服的商人为多)君子(国人)之别, 周礼田制,也有人细考,似不出徐说之系统。

  

   当时胡先生看了我这一段,不以为然,说是争论井田,总是“后息者胜”。我们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学精神,要“拿证据来”。今日有若干条甲骨文、金文可证,有奏简可证。学人要自强不息 ! 井田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不过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以下讨论我评德效骞译注《王莽传》关于“新”之国号为地名还是美号引起的争论。德氏为此给 HJAS 编辑部写信,因为我以为肇命于新都,王莽曾封新都侯,地名之说虽有据,但不可坚持此说,而否定胡适之先生以新为 New 之说。两说似宜并存。德效骞的异议同我的答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不必是不故)都收入《汉学论评集》。

  

   读《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有1956年5月16日适之先生给我的长信,由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即魏)发挥先生之说“魏晋都不是简单的地名,都是应谶的美号”。这个大有启发性的争论,我未能引入答辩,大约是当时我希望胡先生为新是美号兼地名另撰一文之故。谶语大有宣传意味,即拉斯威尔所谓符号之运用(Manipulation of Symbols)。

  

   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当时汉学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马伯乐(先后任法兰西学院中文教授,故去之后,讲座由戴密微教授继任。伯希和在同学院任中亚语文讲座)、伯希和三大贤战后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编《通报》, 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 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题),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

  

   (1957 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学社来台湾组织中国学会。当时“教 育部长”张其昀晓峰先生召开大会,赠我文化奖章,奖状颂词说有人以我的书评比伯希和,实是称许过实,万不敢当。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读者可以共鉴。)

  

   与伯希和有关的书评只有一两篇,一是法文译注米芾《画史》,著者旺迪埃-尼古拉夫人,在印布前曾来哈佛,把译稿给我看,说这是她老师伯希和审正过的。我说那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当时草草阅过,指出几条错误。她可能没全记住,正式出版,还有十 几处有问题,然则伯希和也不能保险。夫人这本书同她另一本讲 米芾的书,都显出功力,有参考价值。

  

   另一件事是《魏书·释老志·释部》的英文译注,原有魏楷 先生的译注,是博士论文,受梅光迪先生同伯希和指导,很可观。后来有郝立庵在日本参加冢本善隆对这部分的讲读会,因魏楷先 生未分析“常乐我净”为四事,就另起炉灶,用英文改译。我的书评是与陈观胜博士同写的,我只指出中文解释的问题,有多少处魏楷错了,多少处郝立庵错了,多少处两位都错了。最末我加重说明,如果一本书或一个文件,已有前人认真处理,纵然过了50年,后人再作译注,必须参考前人之作。这条规矩,颇为同行前辈所赏。

  

   与陈观胜教授合写书评是一乐,因为他的佛教史非常高明,又会梵文、巴利文、藏文, 当时是同僚,合作方便。另一位合作的是柯立夫教授。他会的文字很多,蒙文蒙古史在今日已是唯一的泰斗。他主持HJAS有年,那时我几乎是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有意无意地与《通报》争先。书评确有人注意,例如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汉学》一书,就列举我不少书评。

  

   1940年起的十年,是我打入西洋汉学界最用力的时期。1951 年春哈燕社社长叶理绥教授由社中赠我旅费,做三个月的欧洲旅行,访问英、法、荷兰等地汉学中心(拜山),在巴黎、伦敦看敦煌卷子。先到巴黎,拜访戴密微(Demiéville)教授,住的旅馆就在他府上旁边, 谈论极投契。还会见罗都尔(des Rotours)先生,我评过他译注的《唐书·百官志》、《兵志》;白乐日(Balazs)先生,我评过他的《译注隋唐食货志》。白乐日以后不时见面,他的德译唐食货志问世甚早。他与魏特夫(Wittfogel)同学,都注意大问题,认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应携手并进。他中年逝世,汉学界失一巨子,深可悼念!

  

荷兰莱顿的戴文达(Duyvendak)与法国的戴密微同是欧洲汉学领袖,年辈相当,又同编《通报》,当时并称二戴,两位都是古道热肠。戴文达常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旁听过他讲梁武帝与佛教。有一次美国东方学会在纽约开会,戴文达讲但丁《神曲》中之地狱与罗懋登《西洋记》之地狱,主张后者可能受了前者影响,说其中有似是外来的金钱与椰瓢(鬼所持者)。我不知《西洋记》中所提是黄边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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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陆杂志》第79卷第3期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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