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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浩:《创业史》与建国初期的创业史

——建国初期文学实践的思想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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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浩  

热彩网开户   柳青1954年完成《创业史》第一部的第一稿,此后增删修改多次,1956年完成第二稿,1958年改定第三稿。1959年《延河》杂志连载了《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小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②就在这7年(1954-1960)里,新中国处于建国后的再一次巨变过程之中:诸如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从单干、互助组发展到合作化社会主义的高潮阶段,随后又推进到“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以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可能性,等等。《创业史》的创作修改虽然历经多年,但实际只写了1953年这一年关中蛤蟆滩的社会变迁(题叙部分单独叙述了24年的社会主义前史,可除外)。小说对这一年的历史实践状况并没有全盘刻画,而是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选择、浓缩、扩展,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创业史》风云画卷。我们不妨把柳青《创业史》中打造的国家—社会—村庄图景,看作是他对自己亲身投入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实践经验的某种再认识和再反思(而不是直接再现)。如果考虑到《创业史》的出版时间是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一书之后,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对于作家认知的规定性,我们会发现柳青在小说中对历史经验的某些认知和整理,与中共的政治认知共享了不少相同的结构性内容,比如使用阶级论来结构村庄人物关系与两条路线斗争等;不过,我们仍能从《创业史》中发现,柳青在构想中国人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历史瞬间时,提供了诸多超出当时官方政治认知的独特感受与视野,而这些正源自他对自身历史实践和文学实践的独特认知与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说,《创业史》中的每个字词每段话每个人物的构成都可能叠加和缠绕着1950年代中后期官方的政治认知及其引导的文学创作观念与机制、柳青自身对1953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某种认知、感发和期盼,以及柳青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透露的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观念意识及认知状态。这使得我们需要拉开建国初期的创业史(尤其是1953年的历史实践经验)、柳青创作过程中党在政治观念和政策上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创作观念和机制的影响、柳青自身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知理解和构想,以及《创业史》所呈现的文学图景等几个方面的距离,仔细辨析柳青以怎样的认知和感受方式,在怎样的历史实践和处境中,构造他所理解的新旧中国和新旧中国人。

   我们且看《创业史》正文之前的三段题记: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毛泽东

   创业难……——乡谚

热彩网开户   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国农村格言

   第一段题记引自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四篇《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道路》。③在1956年该著出版之后,如果柳青想引用此书中的话,原本可以有很多既更加配合当时政治形势需要又符合一般所理解的《创业史》主旨的其他选择。比如,柳青可挑选《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篇中突出党的路线与人民结合将战无不胜的词句:“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④,或《严重的教训》中突显政治挂帅的口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⑤,等等;这些都能更配合1950年代后期各种政治运动的思想倾向。他也可选择一些突出合作化优越性、必然性的段落,比如“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⑥,或“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⑦,等等;这类句子在书中并不少见。他还可以摘录书中凸显合作化的中国史意义甚至世界史意义的段落,如“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⑧。而柳青在《创业史》题记中所引毛泽东的这段话强调的是,即便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仍会顽固地走老路,但是当社会主义再次发展和变化到另一个历史状态时,这些顽固者也可以改变态度。柳青题记中所选的这段话并没有紧密配合1956年后党中央所期待的宣传口吻和政治态度,他的选择毋宁说体现了他对建国初期创业史实践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理解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这一点如果结合第二句题词“创业难”,更能看清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大量案例,大多叙述的是一个人只要特别投入并赞成党所指引的方向,就很容易跟党中央保持思想上的相通性,新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势如破竹。而柳青这里的“创业难”要说的是,旧中国整个社会状况不理想,大部分人要创业,很难;但即便到了新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大事业,先进者要让那些顽固者改变态度,仍然很难。也就是说,柳青用这两句题词来指认他所理解的新中国的创业史经验时,其所内含的方向性和倾向性,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此书出版后的整体社会政治氛围,并不完全相符。柳青所认知和要强调的新中国创业史实践经验中的内在逻辑,一开始就以题记的形式被凸显出来,区别于官方在1956年后对新中国初期实践经验的主导叙述。

   这一区别也可以在第三句题词“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再次看到。柳青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人们如何从内部被分裂,又怎样才能再次团结的问题。团结的社会效果之一当然是可以避免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但强调团结,而不是单纯地关注经济和政治维度,可将我们的思考牵引到社会构成的深层问题上,诸如顽固者为什么顽固、如何才能把包括顽固者在内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以及对此我们自己需要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做出什么调整等问题。相反,如果过于强调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则可能诱导我们以经济效益和权力关系为基准,简单机械地按照阶级论将某些实际上可能转变的顽固者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其次,我们常见的有关合作化的叙述中,合作化的必要性之一是如果新中国的农民不团结合作,就会有新的剥削和压迫产生。这强调的是“团结”作为社会组织行为的政治经济功能。而在《创业史》第一第二卷中,柳青不断强调,旧中国之所以不好,是旧社会把人的“性气”扭曲了。他通过文学实践实际上偏离了中共的历史叙述,他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重新把中国人的“性气”捋顺。柳青希望能在社会主义打造的新社会中,每个人的性气都能得到正面的发抒。从这个角度而言,柳青这段题词是说,在中共当时所面对的中国社会里,其实存在两种人,一种人重视家业,家业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建国初期经由土改逐渐富裕起来,可是富裕起来的人如果不能团结,而是分裂,那每个人的生命状态仍然不会令人满意。还有一部分人就想超越这种状态,特别典型的就是梁生宝。梁生宝这样的人就会感到性气正的人在新的社会氛围下发抒自己很容易。在老农民王瞎子眼中,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可以使人富而好礼。一定程度而言,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人,并且同样继续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中共在面对这样的社会时,面临的一个实践再造任务,就是如何使梁生宝这类想超越糟糕社会状况的人,能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克服家业使人分裂的社会状态。柳青认为,那些因“求家业”而分裂了的人,那些顽固者,他们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只是,“变”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能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而自然达成,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开展出某些特别的社会组织、工作、交往方式,才能带动这些人转变。

   而题叙中最后提到的矛盾和统一,其中的一个矛盾(“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与统一”)就是家业和想超越家业的矛盾。但这并不是说,梁三老汉身上不存在可以超越家业的因素,而是说,梁三老汉在某些历史情况下会被以家业为重的方向所左右,可一旦超越家业的现实契机出现,他就可以转变。这一转变实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具体形态的变化,意味着柳青所理解的新中国的“新”之所在。柳青在《创业史》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结构方式,对历史经验的选择性呈现,对诸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官方叙述的偏离,都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带给人和应该带给人哪些历史变化的独特思考,体现出对于新中国到底要如何构成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说,他对创作的更加负责的认真探索,也就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到底要走向何处的更加负责的思考。下面我们根据《创业史》的文本具体来谈这些问题。

热彩网开户   《创业史》的不少地方都以新/旧中国、新/旧社会的对照来展开人物命运,推进故事情节。从这点来说,其文学构架的确分享了1950年代中后期政治所要求的历史叙述方式:推翻旧政权把持的旧社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旧关系的历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也的确对应了历史事实。这种历史叙述即便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但在认知上,中共或柳青对历史的这种叙述既简化了历史,也使文学结构变得过于简陋。不过另一方面,柳青又有自己的着眼点,并没有完全按照官方的政治要求叙述历史,这就使得我们仍需继续考察他在作品中到底是怎样对宏大历史认知框架进行具体拓展和改编,怎样具体展现这样的历史认知框架中的社会及人的变化,并怎样由这些改写来呈现他对社会主义到底要构造何种社会的独特理解。柳青的这些理解和思考如果能被我们恰当地加以思想化,就可以反过来撬动或矫正一般历史叙述所提供的历史认知。另外,柳青通过文学对政治的重编和改写,与一般意义上文学对政治的偏离不同。某些文学对政治的偏离(如“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和对历史实践的校正价值。因为在某些时候,文学对政治的偏离很可能是在文学对政治的排斥或封闭之后,形构出的某种“艺术性”或“艺术标准”,我们不能用这种“偏离”方式来理解柳青和柳青的创作。⑨柳青创作方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过程保持着高度的介入性,进而在作品中再理解和再叙述了实践中的进展与困惑。革命实践需要被再检讨,而文学也与民族兴衰紧密相关,以此形成了他对待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的严肃态度。要理解《创业史》中的文学构造,我们需要把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学叙述的特定视角、构造方式结合起来反复考量,单纯从艺术性或思想性、政治性来认识柳青,反而可能轻看了他的创作对于我们认知历史和文学的挑战性和开放性。

   我们且以梁三老汉和梁生宝为例。他俩常常被看作是《创业史》中体现新旧社会鲜明对比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关系之一。不过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构成新旧矛盾的两极,起初梁家父子同心同德,都想发家致富而不得,直至中共在历史中出现,梁生宝参军,从蛤蟆滩的社会空间中消失。随着他的再次返回,梁三老汉发现,梁生宝身上出现了他无法理解的变化,被“换上一个热衷于工作的心”,开始变得不喜欢创立家业,“而对公家的号召着了迷”⑩。至此,梁三老汉和梁生宝才构成了围绕家业不断发生新/旧、公/私矛盾的一对人物。

   梁三老汉通常被视为具有小农自私意识的典型人物。有学者认为,小说题叙中所描述的那一场梦,特别能够体现梁三老汉的“私”和“旧”:

   有一天,梁三老汉在睡梦中忽然间恍恍惚惚觉得:他似乎不住在草棚院里,而住在瓦房院里了。过了一刻,他的这种模糊的感觉,才更加明确起来: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他早年拆掉的那三间房,现在重新盖起来了。那一东一西的稻草棚棚,现在也换成瓦顶的东西厢房了。啊啊!这是一座三合院嘛!

噢噢!梁三老汉现在是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了。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暖和倒暖和,行动起来却有些笨手笨脚,怪不灵便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儿子和媳妇给自己做下了嘛!为了不辜负他们的一片孝心,只好穿得像一个客人一样,在院子里走出来走进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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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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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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