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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39:08

进入专题: 陈彦     现实主义  

杨辉  

   内容提要:以《西京故事》《大树西迁》《装台》《主角》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呈现出陈彦统合柳青以降之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特征。既坚守现实主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在具有复杂寓意的“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下肯定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亦着力于塑造与“新时代”相应之“新人”形象,以充分发挥文学作为社会实践重要一维的经世功能。而其所依托之思想及审美资源,亦不局限于“五四”以降之现代传统,而有以古典思想为核心,兼容现代传统的会通古今中西的独特用心。因是之故,在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视域中观照陈彦及其创作,且以历史化的方式重新激活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理论效力,不惟可以丰富当下文学的史性叙述,亦可为现实主义传统的赓续提供若干重要的经验。而对“新时期”以降之文学史“成规”及其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的先验批判,是有效阐释现实主义重要一脉之当下可能的先决条件。此亦为接续“未完成”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热彩网开户   关 键 词:陈彦  总体性  现实主义传统  古典文脉  社会主义文学

  

   作为重要的剧作家和小说家,自1990年代初迄今,陈彦以“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为代表的现代戏以及以《西京故事》《装台》《主角》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分别奠定了其在当代文学不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而对其作品的研究史略作考察,不同论者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之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分歧”格外值得注意。此种“分歧”并非表现为对作品价值高下的论争,而是不同文学史观的内在分野及其在具体作品评判过程中关注重点的差异。而历史性地考察此种差异及其症候意义,是深入探析陈彦作品之于当代文学核心传统及当下创作意义的先决条件。

   在“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回顾1980年代迄今之文学史叙述的主流形态及其所关涉之复杂多元的问题论域,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必将再度引发持久而广泛的关注——即如何以历史化的方式,重新激活肇始于1942年,且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中以强有力的姿态形塑当代文学的基本面向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而在当下语境中有效完成对这一“未完成”的传统的接续。此问题无疑关涉到赵树理、柳青,以及在1980年代迄今之历史氛围中有心接续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路遥及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评价问题。也因此,在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中的主人公带灯的评价问题上,陈晓明表达了他内在的犹疑,“带灯这个人物在我们现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中意味着什么”。“这个很难的问题其实困扰我很长时间,包括我写《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那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面对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评价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段叫作社会主义文学”。即便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但具体如何阐释,却似乎面临重重困难①。此种困难在多重意义上关涉到1980年代以降文学史叙述成规及其所表征之观念的内在分歧,亦与意识形态叙述重心的转移密切相关。以“断裂论”结构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重新确立“‘五四文学’(启蒙文学)主体地位”的同时,将左翼文学、延安文学“边缘化”,“表现在‘当代文学’中,则是‘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50-70年代文学’的边缘化”。更有甚者,在更为激烈的“断裂论”中,“‘50-70年代文学’被逐步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且被置入“文学/非文学(政治)、启蒙/救亡乃至现代/传统等类型化的二元对立中加以确认”②。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形塑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仍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着文学史观念的基本面向。缘此,则无论“一体”到“多元”、“庙堂”(广场)与“民间”,还是“共名”与“无名”,均分享着同一种非此即彼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表层的“解放”的能量之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另一种思想及审美资源的“遮蔽”和“压抑”。因是之故,作为“重写文学史”实践中重要文学史构想的“20世纪中国文学”或许并不能涵盖“20世纪中国”所有的“文学现象”。其以“未曾自觉的‘现代性'”和“不加反思的‘文学性’”读解“20世纪中国”,既存在着“漠视‘革命’这一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现象”的问题,亦无法理解“‘农村/农民’这一20世纪中国最大的群体”③。而“人民的文艺”的兴起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历史寓意亦“被迫”消隐。“底层”突围的困难,“新伤痕文学”所表征之历史和现实难题,以及更为宽泛的“80后”面临的现实和精神困境,均或隐或显与此有关。而重建直面现实的“宏大叙事”,或接续柳青和路遥传统,尝试在“总体性”意义上书写大时代及其间个人和群体命运的历史性变化,必然面临褊狭的文学史观念所致之评价的困难。

   此外,超克“五四”以降之现代性理路,在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视域中考察陈彦作品与古典传统的承续关系,并将其视为现实主义拓展的可能性之一种,亦颇为重要。如论者所言,在古今分裂的意义上“五四”现代性传统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五四”诸公所面临之历史与文化语境已发生变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④,以返本开新的姿态重续古典传统正当其时。要言之,超克“新时期”以降诸种文学史观念之局限,在更具包容性的视域中重新梳理文学与历史和现实双向互动的思想及审美路径及其意义,无疑属有效阐释具有多重资源汇聚意义的陈彦的创作的前提。而如何处理“五四”新文学传统、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降之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以及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仍属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亦为本文展开的基本视域和重点所在。

  

   一、“总体性”与建构的现实主义

  

   自1990年代迄今,无论现代戏还是小说创作,关注不同时期普通人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氛围中所面临之迫切问题,且在宏阔的视域中肯定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属陈彦作品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如马克思所论,密切关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⑤尤为重要。因为,“生活,实践是反映的基本出发点,而从这个基本出发点去反映现实的生活关系”⑥,属反映方法的基本特点之一。也因此,历史视域、现实关怀甚至对未来的可能的希望愿景的总体性的体察程度,一定意义上影响到作品对现实发掘的广度、深度与高度。而能否超越单一的观念限制,自更为宽广的历史、现实和思想视域中整体性地思考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洞悉现实发展的内在规律,则直接决定作品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高下。对此种视域有极为深入的写作经验的路遥因之格外强调柳青遗产的如下特征:柳青“并不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的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⑦。亦是其以《创业史》虚拟空间的营构表征1950年代的总体性问题,从而成为“十七年”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努力在更为宏阔的视域中以“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全景式展现1975-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既力图“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和状态”,也就不能回避对生活“做出哲学判断”,“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⑧。其旗帜鲜明的“倾向性”,自然因是而起。

   在柳青、路遥传统延续性的意义上,不回避对生活做出个人判断,努力在社会的大背景下以现实主义精神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为陈彦创作的要义之一。而1990年代迄今之历史和现实氛围与1950年代及1980年代之间的差异,使得陈彦对“恒常价值”⑨的坚守以及对身处底层的“小人物”命运遭际的关切分外具有值得反思的症候意义:其所持守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所依托之思想传统作为“反潮流”的“潮流”意义,庶几近乎路遥1980年代对柳青传统核心面向的延续之于彼时文学主潮的意义。基于此,其作品也时常与潮流化的观念存在着内在的抵牾,而自更为宏阔之视域观之,其所坚守之价值观念自有其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此种价值观念与一时期潮流化观念间的“错位”,恰正说明陈彦对思想观念的“变”中之“常”的深刻洞察。眉户现代戏《九岩凤》的创作,起因于陈彦对1990年代初时代问题的深切思考。在“万元户”成为“时代英雄”之时,陈彦却注意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反面形象”,从而“着力塑造了靠巧取豪夺发家,而最终又沦为赤贫的孔仁贵的形象”⑩。该形象及其所昭示之时代问题在1990年代初无疑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却可被视为“新伤痕文学”的“前史”,在此一思想理路的延长线上得到更为深刻的阐释(11)。孔仁贵的命运遭际,后来在《主角》中刘四团这一形象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挥,表明陈彦对现实人生观察之全面和深刻。延续同样的思想理路,《迟开的玫瑰》(1998)不同于彼时潮流化写作对于“成功”人事的普遍性观照,而将目光投向那些身处“底层”,且无法被纳入新的历史想象的“小人物”。“1998年,当时大家都在写女强人、住别墅的女人,但我不解,只有那些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吗?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难道就没有价值了吗?”(12)围绕乔雪梅“人生价值”的探讨在多重意义上乃是1954年《中国青年》所刊发之署名王一山的读者来信所涉之问题的再现,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关于“幸福”(人生价值)评价的新标准和新价值“往后不断强化的逻辑以及遭遇的危机”(13)。置身1950年代总体性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王一山所面临的难题可以藉由“劳动”与“德性政治”的意识形态关联而得到根本意义上的解决(14)。而对于乔雪梅“牺牲”个人价值以肩负家庭重担的奉献精神的意义的理解,却必须依赖温欣等思想觉悟的提高。其间暗含的复杂的历史意味,庶几近乎文学史关于梁生宝形象真实性的分歧及其所涉之内在问题。而在特定历史阶段随交大西迁至西安的一代知识分子同样必须面对两种人生价值观念之分歧所造成的精神的阵痛。作为第一代西迁人,苏毅秉承乃父遗风,以极强的精神定力,克服现实的重重困境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大西北建设,其间虽面临诸多历史性困境却初心不改。其为乃父所作墓志铭无疑属此种精神的凝聚:“天地做广厦,日月做灯塔,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15)其所谓“事业”,也非普通意义上的个人成就,乃是与宏大的历史性实践密切相关,具有崇高的美学内涵。但此种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的精神并不能自然发生,孟冰茜返归上海的夙愿及其对后代返乡的设定无疑与彼时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因是之故,其子苏小眠立志扎根新疆以及其孙苏哲意图完成祖父未了之愿的选择无疑包含着不同时流的复杂寓意。“从一个‘西迁’家庭入手,用五十年的跨度,把他们三代人的感情、事业、人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起来,从中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不计个人得失、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拳拳的报国之心”(16)。此种家国意识和淑世情怀,如剧中人周长安所论,乃是一种“使命”感,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此种价值坚守乃社会之脊梁所在。

从木秀林(《九岩凤》)、乔雪梅(《迟开的玫瑰》)到苏毅、孟冰茜(《大树西迁》),不同人物所处之环境及面临之问题虽有差别,但其核心却有内在的延续性。即在“个人”与“时代”,“自我”与“他人”之间,做个人人生的重要选择。此种选择无疑切中不同时期之重要社会问题,而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完成了对“小我”的克服,从而“重建”其价值观念。因是之故,以对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虚构作品的精心营构,“总体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为陈彦建构的现实主义的要义之一。其观照现实的宏阔视域,以及努力在总体的意义上肯定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种种尝试,使其与“新时期”以降之“正面强攻现实”的写作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精神分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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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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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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