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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渔樵与历史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5 09: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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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渔樵是个隐喻,代表历史的绝对旁观者,因此是历史的无偏心评论人。渔樵的历史哲学属于道家传统,是一种“易道史观”,试图理解一切沧桑的历史之道。渔樵的史学方法论在于以无穷的言说使历史始终在场,让一切历史事件问题化,拒绝任何定论,从而使历史在无穷的意义链和问题链之中具有永远的当代性,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精神世界。

   关 键 词:渔樵  历史  不下定论

  

   一、渔樵何人?

  

   根据传说,渔樵是山水之友,“话不休”地谈论历史。这个意象暗示着渔樵具有以山水为时间尺度的历史评论人的理论身份。为了理解渔樵的理论身份,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在渔樵获得理论身份之前,渔樵的生活身份是什么?生活身份对于理论身份有着精神上的说明力,尽管生活身份并不必然决定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理论身份,却几乎能够决定他不可能有什么样的理论身份。

   渔樵首先是体力劳动者,以渔猎柴薪为生。李泽厚曾在生计的意义上把渔樵识别为“劳动人民”。①渔樵以山水之物产为生计,确实是劳动人民。可是渔樵是什么样的劳动者?既然渔樵被认定为有足够的智慧谈古论今,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其智慧水平之高,令人疑心渔樵另有隐秘身份,或许原本并非渔樵,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而隐身为渔樵。那么,渔樵是否真的有某种背后的身份?我们无法断言渔樵是否有个“原来的出身”,就可信历史材料而言几乎无考,但从逻辑上看,身为渔樵的高人,至少有两种可能的身份来源:其一,悟道高人选择做了与山水为友、于晚霞或风雨中浊酒笑谈的渔樵,原本或为文人,或为官员,或为侠客,任何身份皆有可能;其二,渔樵就是劳动人民中的智者,闲时读经或并不读经,或见多识广而悟道。以上两种身份来源虽然来路有异而殊途同归,最终都归为以劳动为生计的智者。胡祗遹唱道:“月底花间酒壶,水边林下茅庐。避虎狼,盟鸥鹭,是个识字的渔夫。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沉醉东风)。看来确有“识字的”和“不识字的”渔樵。在两种可能性之中,我愿意猜想,本身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渔樵恐怕比较多,曾有机会饱读诗书的渔樵或许也有,但应该是少数。假定个别渔樵原为文人侠客,也必须设想,长期的渔樵生活已经消除了原本的入世思维模式,这样才会有超越之心以山水为尺度去理解沧桑之道。

   渔樵虽然远离名利场而若隐若现于山林江湖,却不是功成身退远离险地的范蠡、张良之辈,不是腹有韬略隐居待沽的诸葛亮、谢安之类,也不是放浪形骸心随身便的竹林一派,更不是啸聚山林劫富的盗寇之流。渔樵不及庄子想象的真人那样纯粹,更不及呼风唤雨的神仙那样高超,而就是以山水之资为生计的劳动者,对自然和人生有着丰富经验而见怪不怪。因此,渔樵既是劳动者又是有反思能力的人,这两个生活身份是渔樵的基本条件。寻常渔夫和樵夫并不符合作为理论概念的“渔樵”,有资格代表山水历史观的渔樵一定不是一般人。

   渔樵尽知俗事,所务也是俗事,却不是俗人。渔樵有着自然和人事的双重阅历,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生活知识和技能,出没于山林沟壑江河湖泊,熟知飞禽走兽鱼虾虫蛇之性,通晓气候气象风云雷电之变,见识过正人君子、饱学之士、诗人画家、失意文人、贬职官员、败军之将、落魄英雄、正邪侠客、僧侣隐士、得道高人,更加了解贩夫走卒、车船店家、医生郎中、风水先生、商贾财主、土匪恶霸、流氓无赖以及自称有神功秘术的江湖骗子。由于渔樵有着广阔的生活空间和粗放的生活方式,渔樵的自然经验和人事经验都十分丰富,可谓“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但仅仅见多识广,未必就是高人(江湖骗子也都见多识广),因此,渔樵在经验品质上必定具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两极反差结构:身兼社会经验的最大化与利益相关度的最小化。这样的巨大反差决定了渔樵是绝对旁观者,是不惑的旁观者。这是成为思想者的关键条件,它决定了渔樵虽熟知世事而不动心,以山水为道而言说历史。以道为心、与山水为友而超越世事之惑的渔樵才是具有概念性的渔樵,即身为渔樵,心也渔樵。身心一致的渔樵没有功名雄心,也无个人得失的怨恨,思想对象唯有历史,思想标准唯有形而上之道。以道纵览历史的超越视野,这是渔樵的精神世界。

   拥有渔樵形象的人未必都是真渔樵。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父是姜太公,然而姜太公并非真渔父。姜太公留下了众所周知的“愿者上钩”典故,据说以直钩钓鱼云云。姜太公钓鱼的有趣细节应该是后世传说演绎出来的,但姜太公渭川垂钓似乎确有其事。出土的西周甲骨文有“渭渔”二字,②记载的是周王渭水钓鱼之事,但不能肯定是否就是周王遇姜太公的故事。或可这样分析:古人惜字如金,值得记载的钓鱼故事一定不寻常,由此来看,“渭渔”涉及周王遇太公之事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一些比较早的文献如《吕氏春秋》《史记》《六韬》《列仙传》《说苑》《水经注》,都记载了姜太公钓鱼遇周文王而成为国师的故事,可见,在汉代之前,姜太公钓鱼就已经是个流传很久的故事。姜太公是军事天才,有志于功名大业,并非漠视社会的纯渔父。传说姜太公本来钓鱼技术甚差,有个“异人”(或是真正的渔父)教会了他如何钓鱼,终于钓上大鲤鱼,鱼腹中有书曰“吕望封于齐”(《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这种神迹显然属于神怪故事。不过,姜太公故意钓鱼,意在引起周文王的注意,这一点多半为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吕氏春秋·卷十四·首时》),“以渔钓奸周西伯”(《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这同时说明,早至商周时期,渔父已经具有“不是平常人”的智慧形象,所以姜太公才会选择以渔父面目出现在文王面前。在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时代,渔猎乃生活常事,渔樵并非特殊小众,应该处处可见,那么,渔樵形象为什么会有不俗的含义?渔樵何以有别于普通人?渔樵何以被认为具有得道的智慧?这是个很深的问题,暂且不论,留与后文。

   姜太公遇文王的故事,伪托姜太公作品之《六韬》所言最有意味:文王要出猎,太史占卜预知文王将遇到国师,“天遣汝师,以之佐昌”,于是文王“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之后就有了智慧问答:“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也?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殆非乐之也。”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太公曰:……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王曰: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韬·文师》)。听到如此高论,文王便立姜太公为师。

   可见,姜太公钓鱼是为了寻找成就大业的机会,钓鱼实为“钓王”。但姜太公立志高远,所谋者乃是救天下万民以成万世功名。如果说姜太公是一种渔父,那么应该是“内圣外王”的儒家渔父。“儒家渔樵”之意不在鱼薪,而在于治家国平天下。那么道家渔樵呢?“道家渔樵”之意也不在鱼薪,而在于形而上之道。后世塑造的渔樵一般形象当属“山水渔樵”,在精神性上接近道家,但思想兴趣在于历史,因此兼有儒家的在世视野,于是以形而上之道纵览形而下的历史沧桑。诸种渔樵,各有妙处,不拘一格。

热彩网开户   有意于山水之间的人不止是渔樵,更有求脱俗的文人骚客或待沽隐士。按照渔樵的意象设定,渔樵本来就不是俗人,不用再借山水之净地以求象征性的脱俗,而是借得山水尺度寻求以形而上之道去理解历史。如果寄情于山水只是把山水看作是脱俗之地,此种象征性的脱俗就仍然是一种世俗理解。愤世嫉俗或怀才不遇的人在俗地里自己做不到脱俗,因此需要来到脱俗之地以求忘却俗世。不过,清高必须与污浊相对才具有意义,可见,不能自证的清高正是另一种世俗,只要终究意难平就仍然是以世俗得失作为意义指标,清高就是尚未忘俗。渔樵不需要表明清高,甚至无所谓清高,打鱼砍柴吃饭而已。渔樵所居的山水也无所谓世俗还是脱俗之分,它不在世俗和脱俗的形而下框架里,而在其之上,所以是超越的。超越者不需要脱俗的认证。

   《楚辞·渔父》中屈原遇渔父的故事便暗示了脱俗与超越之别:屈原受屈被逐,意气难平,遇到渔父便诉衷情,对渔父声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可是渔父不以为然,认为屈原无法应付社会实为不懂超越之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屈原不服,继续谈论自己之清高,渔父“不复与言”,不理他了,“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屈原虽自觉“独清独醒”,却未达到渔父之超越。因此阮籍有句:“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第三十二》)。有趣的是,属于竹林七贤的阮籍虽知文人的局限性,却也未达到超越状态。这里的“世患”包括一切社会症候,世俗和清高都在其中。清高和世俗虽有高下之分,但都未及道,仍然都属于俗。《楚辞·渔父》里的渔父故事同样表明了,人们很早就把渔父定义为一种超越的智慧形象。

   与此类似,同时期或稍晚的《庄子·渔父》中的渔父也代表了得道高人的形象。这个文本假想了孔子出游遇渔父的故事。渔父嘲笑孔子虽为君子却未及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好学的孔子虚心求教,渔父讲了一番大道理。

   孔子愀然而叹,又问何谓真。渔父又讲了一番大道理:“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孔子拜受。孔门众弟子嫌孔子对渔父的炎炎大言过于敬重,孔子解释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庄子·杂篇·渔父》)

   这个文本肯定不是庄子所著,大概是后人按照庄子思路创作的,虽合乎道家思想,但如果由庄子本人来创作,必定有趣生动得多。这个故事肯定不真实,基本上是传说的孔子见老子的故事之衍生版本。不过,重要的是,这个早期文本也同样确认了渔父近乎道的超越之心。但另有一事不明:在渔樵的超越者形象中,渔父似乎先于樵夫被确认,而且似乎还假定渔父知“道”的深刻程度超过樵夫。为什么?不得而知。如果非要比较,在自然经验的丰富性上,渔父与樵夫应该不相上下,都是久经风雨多见变化之人,但在人事经验方面,渔父似乎略胜过樵夫,或许怪人异人、文人骚客或落魄官员更喜欢漂泊于江湖,于风雨飘摇中加倍体会自己的失意或才气,所以渔父识人更多。不过,渔樵并称已经意味着两者具有相似的超越感。也许渔樵并称有着精神结构上的暗示:渔知水,樵知山。

渔樵对道的理解有多深?邵雍在《渔樵问对》中纵其想象。尽管邵雍以渔樵的生活话题作为论道的线索,但其想象还是太过玄学了,与其说是身为劳动者的渔樵,还不如说是对《易经》、老庄和玄学深有研究的学者(其实就是邵雍自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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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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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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