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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刘青峰:中国的“真理”是从哪来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5 次 更新时间:2019-10-28 22: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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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春秋战国时期,“理”已经开始用于判别社会行动(和言论)是否属于正当。秦汉以后,“理”成为论述管理、治理正当性和普遍秩序的代名词。宋明理学的诞生,进一步使得“理”成为贯穿于宇宙论、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等一切领域的最终合理性的代名词,它既是文化合理性标准,又是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据。由此可见,从春秋战国到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理性化过程。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始被迫向现代转型,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意义下的理性化也开始不断渗入中国文化原有的合理性结构中。在语言学上,它表现为指称合理性的词汇的不断变化。本来,明宋理学用于指涉合理性最终目标的词是“天理”,到19世纪,它被“公理”压倒,五四时期,“公理”又被“真理”取代。

  

   通过对“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意义变化,特别是近现代“天理”、“公理”和“真理”三词的意义统计分析,可以揭示中国文化理性化和近代转型的合理性标准的变化,并探讨这种变化与五四时期中国左翼知识分子转向的内在联系。

  

“理”:从条理、道理到形而上之理

  

   春秋时期,具有物质组织纹路含义的“理”字开始用于描写秩序和沟通。条理本来可以理解为在混乱中看到的秩序,稍加抽象变为描写人的行动时,其意义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是指涉人使事物变成有秩序的能力和过程,整理、管理、治理、甚至医病。二是顺与通。物质的纹路代表其组成部分的相通,也可引申为沟通和沟通者。《楚辞·离骚》有这样的句子:“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句中“理”指进行沟通的媒人。另外“理”还表示论说的言之成理,并指涉道理,不过与今天中文里代表合理性判断不同,当时的“道理”大多只代表言论有条理和沟通意义。

  

   汉代以后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政治秩序普遍被看作道德秩序的延伸,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士大夫纷纷用道德的合理性来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样,本来作为秩序和沟通意义的“理”,也就被赋予道德含义了。一方面,作为秩序的“理”具有理分、礼和伦理规范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言说和沟通中,“道理”愈来愈多同道德论证相联,“理”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合理性的根据。例如,贾谊说:“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

  

   研究显示,“理”字在秦汉之前的文献中并不常用。在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中,几乎没有用过“理”字。“理”字最重要的意义是指条理和秩序。《吕氏春秋》中和伦理道德有关的“理”字开始增加。

  

热彩网开户   到了汉代,“理”字不仅被广泛运用,而且频频出现在儒家文献中,指涉道理并和伦理道德有关的用法剧增,成为“理”的主要意义。“理”从一个代表秩序和沟通的字,演变成社会秩序合法性论证中与道德相关的词。

  

   在汉代,道德成为政权合法性基础,最明显的例子是“正统”的出现。“正统”作为统治者正当继承之义,代表了统治权力的正当性,一些研究者用legitimacy来翻译“正统”。但正如陈学霖所指出的,中西权力正当性标准是不同的。西方legitimacy背后是法理,而中国“正统”背后的理据是道德,故正统实为合道性。

  

   汉代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合一,代表秩序的“理”与伦理道德重叠并成为正当性根据。但是,道德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从理推出的,理尚没有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最终来源。从前述理性化的两个环节来分析,汉代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理性化。

  

   有研究指出,从汉到魏晋,中国哲学发生了从宇宙论到本体论的转化。汉代官方意识形态为宇宙论儒学,天人感应学说为其代表。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形而上学成为道德的基础。宇宙论儒学解体,崇尚老庄的玄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社会秩序和门阀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虽仍是纲常名教,但作为道德基础和终极关怀的却是老庄哲学。士大夫“玄礼双修”,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类似二元论式的分裂,即名教作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仍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但道德的无为、自然已成为与名教并立、甚至高于名教的超越层次。“自然”和“名教”被分成两个层面,这就导致“理”从道德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根据终于出现了。

  

“天理”及中国文化的常识理性

  

   任何观念的重大变化通常都会在语言上留下痕迹,通过分析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理”字的用法,可以发现其意义与汉以前不同。为此,我们选择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献—郭象的《庄子注》作统计研究,并与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出比较。

  

   结果显示,《庄子注》中“理”字出现了152次,比《庄子》多得多(《庄子》中“理”字只出现了37次)。《庄子注》的“理”字用法基本集中在言说中,即道理;用于表示条理、秩序和调理等意义总共只有7次,而用于表达纹理、整理这些具体指涉几乎不存在。这与汉代或以前“理”的具象性(即主要用于表达条理、、整理、秩序)形成巨大差异。也就是说,“理”的意义变得抽象化,并主要集中到合理性论证之中。

  

   “理”的抽象化意味着合理性标准的形而上学化。《庄子注》中道理的“理”,指涉形而上学意义的达94次,占总次数的62%,而与道德有关的仅有13次,8.6%;而兼有形而上意义和与道德论证有关的有20次,13%。这表明“理”基本上是作形而上意义使用的,用它来推出道德伦理的倾向已经出现,但并不普遍。而《庄子》中“理”虽具有形而上意义,但与道德伦理无关。这是《庄子注》和《庄子》中“理”的意义的最大区别。这一统计分析颇为形象地表明合理性根据是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后设层面形成的。

  

热彩网开户   从魏晋到隋唐,“自然合理”从道德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成为反思宇宙秩序和社会行动的最后根据。在宇宙解释方面,就是视常识为不可怀疑的合理性判据;在社会行动上即是肯定人之常情合理,并视之为道德感情之基础。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中常识合理精神或常识理性的建立。

  

   只要文化系统中出现超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终标准,并用它来反思观念系统,重构道德意识形态也就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隋唐之后,宋明理学兴起,用“理”对儒家道德意识形态进行再反思,即“形而上的理”和“常识合理”对意识形态的大规模重构和展开。

  

   程明道和程伊川力图把整个道德哲学建立在“理”之上,这一努力终于在朱熹庞大的理学系统中得以实现。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整个儒家道德哲学和伦理规范统统可以从形而上的天理推出,而且天理世界的建立还实现了宇宙秩序合理性标准与社会行动合理性标准的统一。

  

   研究魏晋《庄子注》和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两部重要著作有关“理”字的用法,发现其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常识合理和形而上合理性判据如何论证道德意识形态,提供了语言学上的论证。

  

   统计显示,作为儒学原始经典的四书,极少用“理”字;而朱熹的注解中“理”字出现了299次,几乎用“理”来论证一切。两著作中共同之处包括:一,“理”用于表达纹理、条理、秩序等具体事物方面的用法已经极少,这标志着“理”的抽象化和成为意识形态论证中正当性的根据;二,两著作中的“理”也都具有超越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终标准的意义。

  

   不同之处在于:《四书章句集注》中,用于道德论证特别是从形而上根据来论证道德共有130次,占总数的43。5%,而这种用法《庄子注》出现不多。其中7次直接指涉常识,这是《庄子注》中所没有的。这表明,《四书章句集注》中“理”具有常识合理的意思。

  

   至此,在宋明理学中,超越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标准已经形成,以及用它来反思或论证整个观念系统和社会制度正当性这两个环节均已实现。根据前述理性化定义,理学的普及标志着中国文化理性化。从此,“天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当性的代名词。

  

   《四书章句集注》中有大量“天理”“人欲”的论说,比如“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朱熹还用“天理”重新定义儒家的若干核心道德,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礼则也”;“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等等。

  

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理性主义的

  

   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密切相关。当中西这两种理性主义互相碰撞时,受冲击的一方只能从自身的合理性论证结构来理解另一种理性主义,这使得西方现代理性主义进入另一种文明时,它被接受的程度和形态,必然会受到原有文化的合理性论证结构的制约。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冲击下中国被迫开始防卫现代化,这就是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亦称自强运动。其目的是以国防现代化为起点,引进西方现代科技和政治经济制度,防卫西方文明的入侵。为了引进西方事物和制度,就必须证明其具有正当性。但是,中国办起兵工厂,建立现代海军,却很难引进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文化正当性论证以“理”为合理性标准,“天理”或者“公理”。数据查询结果显示,洋务运动时期,“公理”只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西方科技时才使用, 士大夫文献很少使用,即使在必须表达超越国界和文化的公共之理时,也不用“公理”。1864年翻译的《万国公法》是国际法的第一部中文译作,其中用的是“天理”、“理性”、“自然之理”及“常例”,却没有“公理”。

  

   这是因为,中国的“天理”和“公理”是互相矛盾的。“天理”是最普遍的理,而“公共”除了代表共同的、普遍的之外,还指涉个人和家庭之外的领域,两者互相交叉。问题在于,儒家文化中最普遍及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朱熹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由于社会秩序被看作家庭关系的延伸,因此父子关系既是私领域关系,又是公共、普遍之理的基础。既然社会正义由个人道德、家庭伦理推出,这样,引进另一种代表公共之理的“公理”,就可能会颠覆天理。

  

   从词义上看,“公”字除了代表公共之外,还有公平、公正、平等、平分的含义。而儒家对公正、公平的理解是分配应符合伦常等级、而非平均。只有在反对儒家的老庄和道家学说中,才会把“公”视为“天道”和“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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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双体实验室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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