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彩网开户

刘练军:“红”与“专”:法官职业认知的理念与规范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19-10-29 00:07:46

进入专题: 法官职业   司法与政治   员额制改革  

刘练军  

   摘要:  法官职业经历了一个由“红”到“专”的嬗变过程。“红”的标准确立于延安革命时期,它重在阶级观念和政治立场,以司法服从并服务于政治斗争为旨归,形成司法大众化。1995年法官法的制定标志着“专”开始成为法官职业的基本要件,它强调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以法官解释法律、依法裁判案件为职志,目标所向是法官职业化。正在各级法院进行的员额制改革,乃是法官由大众化转向职业化的必经步骤,唯有如此才能整体提升法官“专”之品质。司法产生于政治,革命政制下的非常政治转型为法治政制下的日常政治,此乃法官职业嬗变的根本原因。员额制改革成功与否,最终决定于政治核心对法官职业化的接受程度。

   关键词:  “红” “专” 法官职业 司法与政治 员额制改革

  

   一、引言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2013年决定),提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2014年决定),要求“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包括法官专业素质在内的执法队伍建设问题成为两个“决定”关注的重心。

   201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纲要),提出“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改革法官选任制度”“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和“完善法官工资制度”等六个层面的具体举措。[i]为贯彻执行此等举措,以员额制改革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正在各地各级法院如火如荼地展开。显而易见,新一波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职业化的法官制度。

   以历史的纵深眼光来审视,法官职业化建设标志着我国法官职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对于我国司法制度乃至法治秩序建构而言,法官职业的此等嬗变其意义不容小觑,值得学界认真检讨。当代法官职业体制诞生于延安革命时期,其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由“红”到“专”的演变过程。红,指的是突出强调法官思想上的阶级观念和政治立场,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法官作为法律人应有的职业特征;专,则承认并坚持法官职业的法律专业属性和司法裁判特性,对于法官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不作过多要求,达到普通公务员标准即可。本文尝试梳理法官职业的嬗变历程,研究旨趣有三:(1)对法官职业由“红”到“专”的嬗变经过进行客观描述;(2)探究此等嬗变之所以发生的理念与规范因素;(3)对法官职业化的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二、通过司法改革确立“红”之标准

  

   关于当代司法体制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所草创的苏维埃司法机构。尽管那时也制定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等有关司法的法律法规,但由于当时不仅“司法机关的干部特别缺乏”,而且“裁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法律知识,因此在工作上常发生许多困难”,更由于当时“以适应革命战争为司法机关的工作中心任务”,[ii]所以,在那个时刻面临着军事围剿的烽火岁月,尽管建立了形式上的法院组织,但有关法官职业认定这种司法技艺问题尚来不及提上议事日程,更未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在革命斗争转入相对稳定的延安时期后,法官职业资格之认定才渐渐引起关注。1949年全国范围内政权创建之后,如何定性作为执法裁判的法官职业,才真正开始受到重视。颇具历史悖论意味的是,延安时期法官职业“红”的标准的正式确立,是通过反司法改革的方式展开的,而全国政权建立以后法官职业“红”的标准的全面推行,则是以司法改革的方式进行的。

   (一)延安时期“红”之标准正式确立

   据研究,延安时期最早对司法人员任职资格予以规定是在1937年。当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中华》报上刊登了一份会议通知,其中规定到边区高等法院参加司法培训的人员的条件是:(1)共产党员;(2)政治上坚定;(3)能看文件和报告;(4)过去做过保卫局或裁判部工作的更好。[iii]这应该是能够发现的最早明文规定法官任职条件的官方资料。后来即1941年5月,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干部任用标准进一步明确规定为:(1)要能够忠实于革命事业;(2)要能够奉公守法;(3)要能够分析问题,判断是非;(4)要能够刻苦耐劳,积极负责;(5)要能够看懂条文及工作报告。[iv]从这两份文献资料上看,在边区法院从事审判工作最主要的,是政治素质过硬,即绝对服从党的指挥、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至于有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则无关宏旨,在选拔和任用法官时几乎没有人把它视为一项基本素质要求。换言之,延安时期对法官职业所认定的标准其实就只有一条,那就是“红”,并不要求“专”。

   不过,在延安时期各级法院系统贯彻执行这种“红”的标准并非一帆风顺,它一度被李木庵、朱婴、鲁佛民等具有丰富法律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推行的司法改革所打断,而法官专业化和审判规范化正是此番改革的核心主张。1942年6月9日至1943年12月31日,李木庵作为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总理边区司法工作。[v]就是在他代理雷经天当院长的起始半年,李木庵对当时片面强调“红”而忽视“专”的革命司法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1)降低法律阶级属性的突出地位,主张审判独立。(2)完善诉讼程序和审级制度,加强法院内部规范化管理。(3)强调司法干部的专业化及其培训正规化等。[vi]在本文研究的法官专业化领域,其改革的动作主要有:(1)尽可能罗致在边区的司法人员来参加司法工作,从来自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挑选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担任司法工作,鲁佛民甚至认为,因顾虑到外来人不可靠而不用,那是因噎废食,是关门主义。(2)将某些不称职的工农干部进行调换,如将原高院推事李育英调离审判岗位,去从事保卫工作。原靖边裁判员贾登恩及安塞代裁判员马能彪因工作不适宜,调回学习,并派贺晓成、刘临福前往接替裁判员的任务。(3)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办理司法干部培训班,调各县的干部来受训,延长时间为一年半,功课学完以后再实习半年始毕业。

   然而,1943年初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雷经天,上岗伊始就审查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的工作,认为这一年来边区司法工作犯了严重错误,如思想上闹独立、业务上教条主义、作风上文牍主义,一场轰轰烈烈的检讨李木庵司法改革的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在1943年底达到高潮。李木庵本人也于年底黯然辞去代理院长职务,改革付之东流,旨在迈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司法改革在边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延安法官重新回到了突出“红”的最初标准。

   1943年12月4日,当初支持李木庵等人改革的谢觉哉也在日记中说,边区司法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干部问题上——重书本知识,不重实际经验,看行为不看内心。”[vii]这表明谢觉哉已经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随后即1944年1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以政府工作总结的方式正式宣告,过去李木庵等人推行的司法改革“脱离边区和边区人民的需要”,强调“边区的人民和政权是一种革命三民主义的人民与政权,旧型司法制度和旧型法律,自然就不能不顾实际地硬搬”,主张“审判人员必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制裁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声称“司法干部,尤其是领导人员与审判人员,必须选择忠实于革命三民主义、愿意切实联系群众与公正不私的干部充任之;同时加强他们的政策教育与业务教育、养成新民主主义司法的熟练人才”。[viii]毫无疑问,对李木庵等人发动的司法改革的大检讨,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红”的标准在延安司法中的地位,“专”的标准则因此受到了严重压制。经过此番大检讨,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或者离开法院系统或者被边缘化,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但法律专业知识明显匮乏的工农干部,重新成为延安司法人员的主流。李木庵等人所推行的专业化司法改革,不但未能达到专业化的改革目标,相反,对它的批判反而意外地使得“红”的法官任职标准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一种法官职业认知,且这种认知的地位是如此的稳固崇高,以致于它长期主宰着我国的法官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司法传统。

   (二)“红”之标准开始适用于全国法官

   国共内战开始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中共开始了筹备创建全国性政权的准备工作。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内中要求“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司法工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司法干部的理论知识、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ix]此段指示内容意味着延安时期确定的司法干部“红”的标准,必将与全国性政权同步在所有法院实施开来。当然,将“红”的标准适用到全国范围内所有法官身上,还有更为权威的法律依据,那就是1949年9月制订的以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所谓人民司法制度当然是指延安时期所形成的司法制度,其中自然包括突出“红”而忽视“专”的法官职业要求。

那如何将“红”的标准在法官队伍中贯彻执行下去呢?第一步,是对旧司法人员即从国民政府遗留下来并继续在法院从事裁判工作的法官进行思想改造,他们或者到北京的“新法学研究院”或者在地方性的“司法干训班”接受改造与培训,使之割断与民国司法制度的联系,并诚心正意地学习和接受人民的司法制度。关于为何要对他们进行改造以及改造的目标,1950年1月4日董必武在新法学研究院开学典礼上作了交代。他说:“过去不管是司法工作人员、律师或是法学教授,他们所学的和所做的,都不能不受旧的国家和法律的局限……可是现在旧中国已死亡,新中国已诞生的时候,社会生活各方面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着。国家本质改变了,法律也改变了,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和法学教授不改变怎能站得住脚呢?所以旧的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和法学教授要继续担负起原来所担负的工作,就必须要经过改造”,并告诫道“思想改造,需要经历一个实践过程。仅仅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或单写几篇有关马列主义的文章那是不成的。实践以什么为标准?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也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x]就旧司法人员个体而言,改造的目标就是要使他们成为具备马列主义思维方式、符合延安“红”的标准的人民法官。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2年间,全国大约有一万一千多名旧司法人员参加了这种新法学思想教育活动。[xi]但这种短期的改造与培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官职业   司法与政治   员额制改革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service-manuals-pdf.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service-manuals-pdf.com/data/11875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service-manuals-pdf.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service-manuals-pdf.com Copyright © 2019 by service-manuals-pdf.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星鸿彩票开户 皇都彩票开户 电子彩票开户 皇族彩票开户 宝乐彩票开户 中财彩票开户 姚记彩票开户 大丰彩票开户 33彩票开户 新西兰彩票开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