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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平:哲学与“空间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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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平  

   内容提要:“空间转向”是一种对现代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危机进行反思的理论动向。如果将现代性从理论上理解为时间压倒空间的优先性结构及其思想动态,那么整个后现代思潮则可视为一种“空间转向”。它的主旨乃是一种以空间优先于时间的空间化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知识学从以实体和给定性为依据的绝对知识(真理)向主张关系优先于实体的相对性知识、偶然性优先于必然性的情境化知识以及建构(生成)优先于给定的开放性知识的转换。而地方正是这种知识的落脚点,而且立足于生存经验的地方生产知识将成为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以是观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中国梦乃是一种凝聚着地方生产智慧的创造,为这种创造提供知识学的支撑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要务。

   关 键 词:空间转向  地方生产知识  当代中国哲学

  

   20世纪后半叶以降,持久而热烈的空间探讨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球的理论状况,许多学者以“空间转向”来描述这一现象。在这一浪潮中,哲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确切而言,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地理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等“空间科学”,而且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通货。从西方经验来看,空间转向并非把理论关注从时间转移到空间那样的单纯理论现象,而是引起了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涉及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新定向。这是因为,“转向”在根子上乃是对现代性批判路向的重新定位,既涉及本体论承诺的更新,又涉及对理论本身介入世界方式的再探讨,更是理解当今人类生存和未来文明的思想转变。对于我们来说,借鉴“空间转向”的相关理论成果来推动哲学发展,既非简单地增加诸如城市化、空间正义等论题,亦非简单地提出某种体系化的空间哲学,而是在于我们能立足当代生存经验来阐明有别于既有现代性的新文明探索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从而为民族发展提供知识学支撑,进而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一、“空间转向”的理论逻辑与政治含义

  

热彩网开户   流行的空间转向研究,大多都只是强调空间论题或者地理学概念和方法在诸如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中的快速增长。(cf.Warf & Arias,pp.1-2)然而,这只是表面问题。作为人类生存及其体验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与空间,二者缺一不可,我们亦不可简单地断言既往社会理论遗忘了空间。那么为何提出“空间转向”?

   关于空间转向,笔者曾作过一些分析,认为它是包括元理论更新、现实研究以及新型政治学诉求这三个层次的思想动态。(参见胡大平,2014年)在此,本文将通过对流行研究的回应再度深化相关讨论。流行研究注意到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德里达等激进思想家在空间转向运动中的显赫位置,或偏爱列斐伏尔-哈维,或偏爱福柯-德里达。前一组思想家更多是从时代主题和左派政治角度,后一组思想家则从理论逻辑角度,共同推进了空间转向的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流行研究叙述了空间转向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及其学术效应,然而极少提出这个问题:尽管这两组思想家在理论和气质上迥异,但他们何以共同构成空间转向的旗手?这个问题与空间转向的实质密切相关,需要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法兰西思想,从其变迁中去寻找答案。在这一变迁中,“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换等重要理论动向是一体的,它们都构成了后来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前奏;而在历史叙事上从时间优先性(以历史学或历史哲学为代表)转向空间优先性(以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为代表)正是所有这些动向的共同底蕴,它对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发挥着前提性作用。

   一般来讲,促成空间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前一组思想家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和都市革命的研究、哈维关于“社会正义与城市”的研究、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以消费社会为中心的“都市问题”研究,都把目光投向了都市及其运行过程,而这些思想又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这是空间转向的主线之一)的兴起,这是对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刻反思。确切而言,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推动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激烈重组,引发了复杂而深远的社会后果(如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这些后果在空间上的表现则十分突出(如郊区化、居住的种族隔绝、城市衰败等等)。鉴于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者为何将城市研究置于自己的政治议程了。但仅从这一角度还不足以把握空间转向代表的历史叙事,我们还必须面对来自卢卡奇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这一传统,既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前以法西斯主义为焦点的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批判(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又催生了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二战后的介入式的政治态度,这二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以学生运动为首的新社会运动的思想支撑。不过,它们却被六八运动失败所代表的整个困境推入了僵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哈贝马斯代表的德国思想的交往转向,利奥塔代表的法国激进左翼的后现代转向,拉克劳和墨菲宣布英语世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等等,这些新的理论动态实际上都是传统左派理论在多方向上的突围(即转向),且它们都是直接以告别马克思为出发点的。而空间转向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得到了表达,并因此与其他各种转向具有相似性:它不仅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而且还包含着对它所依赖的现代性的基本假设的质疑。不过,空间转向理论的逻辑形成在时间上却早于这些动向,并因此是一种与马克思更为复杂的思想对话。这构成了后一组法国思想家们的故事。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回溯整个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国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它一直都在寻求不同于德国传统的现代性批判。这既是它们始终无法摆脱马克思的原因,也是始终将德国理论(从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哈贝马斯)作为其对话者的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式微后,“法兰西理论”被美国学院奉为圭臬并制造出“(后)结构主义”思潮,其原因亦概源于此。①空间维度正是这一理论生长的重要基点,它试图通过批判萨特、打开历史理解的新视野,并以梅洛-庞蒂对萨特“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Ultrabolshevism)的批判作为理论起点。1952年,梅洛-庞蒂与萨特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决裂。次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梅洛-庞蒂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清晰地指明了自己与萨特在理论上的对立,他强调:“马克思因此没有将辩证法移植到事物中,而是将它移植到了人类中。当然啦,这里的人类是连同他们的人类机构一块把握的,而且他们通过劳动和文化参与到了改造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事业中。哲学并不是一种幻想,它乃是历史的几何学。相应地,人类事件的偶然性也因此不再是历史逻辑中的一种失败,而是其条件。没有这种偶然性,存在的就只有历史的幽灵。如果我们知道历史不可避免地走向何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就既不再具有重要性也不再具有意义”。(梅洛-庞蒂,第33页)

   在后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尽管少有人直接提到梅洛-庞蒂,但他却是法国理论拒斥决定论而转向异质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从而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的直接起点;梅洛-庞蒂关于历史研究相对于叙事学的“几何学”思想、关于“偶然性”的意义的理解,实际上成为莱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等人思想的重要前提。其中,直接揭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面纱的莱维-斯特劳斯给出了空间思维的立法性定义。他强调:“时空就是我们用来单独地或作为整体地确定社会关系的两个参照系。这些时空维度与其他学科中使用的类似的时空并不相同,而是由‘社会的’空间和‘社会的’时间组成的,这意思是说,它们除了那些从把它们‘充实’起来的社会现象的性质中所获得的性质之外,便没有其他任何性质了。”(莱维-斯特劳斯,第312页)如果说莱维-斯特劳斯从逻辑上打开了为他者辩护的窗口,那么阿尔都塞则阐明了这一窗口的政治意义。他在理论上通过“过度决定”或“结构因果性”等方式表达的正是空间思维。在这种思维中,组成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它们构成的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线性的,而是网格状且分层的。他们反对的是笛卡尔哲学代表的线性因果关系和黑格尔哲学代表的表现因果关系,这二者不仅依赖于本质/现象的古典对立假设,而且依赖于时间的匀质流逝、“时代的同质连续性”:在每一个时间断片中都会得到相同的本质/现象和社会结构,而外部现实则只是其不同水平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受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启发而采用空间比喻来阐明认识论革命的意义,他不仅强调话语转换是一种“场所变换”,而且就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形式。因此,定义并占据理论斗争的战场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参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8-20、99-123、219-223页)

   基于上述语境来重新审视福柯,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被学术界抬爱的理由以及他在空间转向中的核心位置,而且亦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空间转向的逻辑。因为,福柯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空间思维的特点,而且直接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并指明了新的政治学方向,这恰恰是莱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止步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福柯的全部研究都是围绕身体展开的。疯狂(《古典时代疯狂史》)、医学(《临床医学的诞生》)、人文科学(《词与物》)以及监狱和惩罚机制(《规训与惩罚》)是不同的切入口。在整体上,他认为,从古典时期开始,围绕身体和小事(日常生活)控制发展起来的整套知识、方法和技术建构了现代意义上的人。与经济剥削并行,纪律(规训强制)乃是现代社会的政治解剖学。也正因为这一点,在福柯看来,空间成为现代性的首要主题:“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福柯,第160页)当然,在福柯的讨论中,纪律与空间首要地位之间的关系源自规训或监控的视觉性质。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从纪律需要自我封闭的场所(即禁闭)、灵活的空间利用、职能场所的规则以及间隔和等级体系等不同方面清楚地阐明了空间分配技术的重要意义。由此,他改变了传统左派关于权力的意识形态批判(那正是卢卡奇至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核心特点),希望从权力对身体规训的角度揭示其微观机制。因此,福柯直接宣布了现代社会乃是空间优先于时间的结构,并要求把理论的目光转向空间。他强调,“或许首要地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共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并行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在我看来,我们处在这样的时刻:在我们的经验中,世界更像是由各种点相互联系、各种线相互交织的网络,而非随着时间发展的生活”。(Foucault)通过福柯,我们看到,空间涉及的不只是研究论题,而且关乎社会和历史的根本假设。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整个“法兰西理论”在各种空间理论中被反复调用这个现象,甚至像德里达这样与地理学在表面上并无瓜葛的思想家也成为地理学家的偏爱者。

   从梅洛-庞蒂到后来泛称的后结构主义思潮,通过空间表达的正是一般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理念,即以偶然性、异质性(矛盾)、多样性来摧毁必然性、同质性(同一性)和单一性,后者被理解为现代性秩序的特征及其理念的基础。福柯阐明了空间分配技术及其知识正是现代性的征服手段,从而更深刻地指明了空间反叛现代性的斗争入口。如果将现代性理解为时间压倒空间的优先性之结构及其思想样态,那么,空间转向乃是现代性思想或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一种反应,从这一角度说,整个后现代思潮在根子上仍是一种“空间转向”。

因此,空间转向是整个西方试图摆脱现代性思想束缚、打开新的乌托邦渴望的那些理论动向的共同逻辑。比如,尤尔夫·斯托迈耶尔(Ulf Strohmayer)等人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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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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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第2018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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