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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桢: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3:30:24

进入专题: 新时代     马克思     意识形态     中国化     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孟桢  

   内容提要: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该理论的一般原理所强调的新唯物主义立场,即从历史的视角分析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及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从而赋予感性对象实践的理解,深化了对斗争、革命、阶级等概念的理论思维和哲学认知。这对我们准确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特别是深刻领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站位功能和工作导向功能。只有不断提高对马克思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认知,我们才能正本溯源、剔除谬误,始终遵循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始终坚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站位要求,不断迎接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才能与时俱进地把脉时代之问、回答时代之声,不断丰富新时代的理论体系、巩固新时代的理论阵地,不断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中求得真理的力量。

   关 键 词:新时代  马克思  意识形态  中国化  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飞跃

  

   党的十九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意识形态虽然属于上层建筑,是由各种观念、精神、思想形成的社会软实力,但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其他领域的辐射效用十分强大,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极端的、错误的意识形态将阻碍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新时代,党的宣传部门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决维护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安全;要通过增强文化自信,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那么,意识形态作为哲学范畴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究竟有哪些一般性原理,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强调并突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和复杂性,并争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以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之间有哪些应然的逻辑,本文试就有关问题,谈几个方面的认识,供研究参考。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舶来词汇,据考证是法国学者孔迪亚克的学生特拉西最先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遂成为被广泛使用的哲学范畴。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继1845年春创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后,从批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立场,与恩格斯一起公开发表另外一部经典文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第一次从正面剖析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观点的谬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②。哲学范畴的历史观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资料的堆积,而是对社会的历史性思考和研究;同时,由于对任何历史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人,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套全新地认识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核心观点,即:社会不仅仅是由人构成的,社会也是有结构的,而这种结构又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的。由此可知,人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的观念、意识、思想都必须从现实出发,从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这种历史地分析社会问题的立场,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尺度,这个尺度构成了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将过去分散的、抽象的关于各种观念集合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的解释,并在方法论意义上给予全新定位,指出多变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确指和意蕴有着特殊的含义。意识形态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也是社会再造的工具。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原理及其导向价值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距今不过170年历史,写作的时间虽然与当今所处时代相距甚远,特别是由于时代更迭等因素,许多具体情况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其原理的一般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实践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也都来源于此,发展于此,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该理论还将不断的完善和丰富。

   (一)意识形态的历史属性及其内在规定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在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各种因素、各种方面后,才提出的。他总结到“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③。“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④。这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在这个阶段,语言的符号功能得到充分的肯定,这种由于交往产生的遥远形态使语言现实的充当了意识形态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意识形态产生的第一个物质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意识形态产生的第二个物质前提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一个历史活动”⑤。在这里马克思破除了以往神学、政治学、文学等谬论不能立足之处,用“史前历史”形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意识形态产生的第三个物质前提是繁殖,即人自身生产的“两重性”,从自然关系出发的自身的生产,以及从社会关系出发的家庭关系的诞生。在这里马克思提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⑥于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属性及其内在规定性通过人们天然的物质的联系呈现出来,“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历史属性和历史问题分析的立场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二)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及其斗争特质

   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和斗争特质也随之产生。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本身既没有历史,也没有发展,其独立的外观只可能是由于人在实践着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发展,当这种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或转移,人们的感性思维也会自然的发生变化。“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⑦。意识形态是对劳动、生产、实践等具体物质的感官反馈,既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测和虚幻玄想,也不是各式思辨哲学的产物。悬设与思辨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毫无交集。“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⑧。正如马克思自己强调的那样,“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⑨。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而这种实践的品格又反过来成为新的物质力量,当新的物质力量足以取代先前旧的物质力量时,革命就是意识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⑩。革命化是斗争本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反对并改变的现存事物是斗争的最终结果。意识形态的斗争特质在参与实践,推动实践的过程中,随着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又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低级阶段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冲突与对立,高级阶段则衍变为一种生产关系对另外一种生产关系的取缔。斗争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要素。

   (三)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及其站位要求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1)为了进一步揭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比较地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德国哲学革命的基础上,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本身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环境、地域、各自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所必然产生的矛盾斗争中,批判地提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思想”(12)。当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意识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层面,即那些被人们意识到的意识本身由于隶属于某个阶级而获得了物质的表现力。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动权的一方必将决定其所在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即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站位要求。这种站位既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站位,也表现为是意识形态的理论站位。

   总之,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阐述完全是建立在人们自身的存在、实践和实际生活的存在的基础之上的,他首先用“照相机倒立呈像”这一物理现象,比喻意识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然后层层解析,直至推论出一切历史都是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个结果构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如何将意向性问题引向目的性活动。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对马克思其人、其思想、其学说、其理论、其伟大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说它“深刻”,那是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将被彻底改写。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丧权辱国、任人宰割、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或许成为一场无法救赎的灾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强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元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已经有明确表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3)由此可知,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不容置疑的主导力。正是在坚持和遵循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一般原理的理论智慧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局中找准方向,赢得胜利,持续发展,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实现历史性的飞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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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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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湖南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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